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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秘鲁境内神秘的印加古国一直吸引着众多人的目光，几百年来，印加城市比尔卡班巴的传说一直深藏在过去的西班牙编年史中。金·麦夸里从三百多年后的当代开始讲述，借由当代探险家的发现，谱写了一段印加帝国反抗西班牙人的史诗故事，读来令人唏嘘。本书讲述了一个灿烂的古老文明如何走向彻底毁灭的故事。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以西班牙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对南美洲的入侵和殖民历史，因而深入理解近现代南美洲发展的历史及其对当代发展的影响。
内容简介
位于秘鲁境内神秘的印加古国历史一直吸引着众多人的目光，几百年来，印加城市比尔卡班巴的传说一直深藏在过去的西班牙编年史中。《印加帝国的末日》一书从三百多年后的当代开始讲述，借由当代探险家的发现为契机，作者金?麦夸里为我们讲述了一段印加帝国反抗西班牙人的史诗故事，这可能也是世界历最英勇无畏的抗争之一。通过本书，一个庞大而恢弘的印加古国及其中发生的故事栩栩如生地展示在了读者面前。他们当时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内容也得到了全面的刻画，而他们与西班牙人的抗争充满血泪，读来令人唏嘘。本书讲述了一个灿烂的古老文明如何走向彻底毁灭的故事。阅读本书可以让人了解印加古国，以及当时以西班牙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对南美洲的入侵和殖民历史，因而深入理解近现代南美洲发展的历史与其对当代发展的影响。
前言
将近五百年前，有大概一百六十八名西班牙人带着他们不多的几个非洲奴隶和印第安奴隶来到了属于今天秘鲁境内的地方。他们很快就与人口超过千万之众的印加帝国发生了冲突，这场冲突的结果像一颗巨大的流星撞上地球后产生的无数碎片一般撒满了这一整片大陆。今天前往秘鲁的人们依然能够发现这些碎片留下的痕迹：从深棕色皮肤、极端贫困的下层民众，到那些拥有西班牙贵族姓氏、肤色略浅的秘鲁精英阶层；从带尖顶的天主教大教堂和礼拜堂，到从西班牙引入的牛和猪以及西班牙人和非洲人的后裔。秘鲁占主导地位的通用语言更是一种避无可避的对历史的提醒。这里的人依然称西班牙语为卡斯蒂利亚语（Castillano），这个名称起源于对古老的西班牙卡斯蒂利亚王国中居民的称谓。事实上，西班牙征服了一个存在仅仅九十年的帝国并将其扼杀于萌芽状态。这个事件带来的剧烈影响至今还在秘鲁社会的各个阶层里持续发酵，无论你生活在海岸沿线，还是安第斯山脉之上，甚至是少数几个还在秘鲁的亚马孙河上游流域生活的与世隔绝的原住民部落，都无不被牵连在内。
不过，要准确地认定在西班牙人的征服活动之前和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些见证了这些事件发生的人最终大都被这些事件夺去了生命。活下来的人当中，只有少数几个就当时发生的事做了记录——当然他们大都是西班牙人。那些识文断字的西班牙人（16世纪西班牙读书识字的人口约占总人口的30%）来到秘鲁时已经掌握了大约三千年前埃及人发明的字母表，这个强大而实用的工具让他们能够更方便地书写。相反，印加人则依靠口述历史、家族谱系，很可能还有“结绳语”（quipus）来记录他们的历史。结绳语就是通过把不同颜色的绳子小心地打成不同的结，由此储存丰富信息的记事方法，是对人工记忆的一种补充和提示。然而，在印加人被征服后没过多久，如何阅读结绳语信息的技艺就失传了，记录历史的人要么去世了，要么被西班牙人杀死了，于是印加人的历史也随着一辈辈人的更迭而渐渐被遗忘了。
常言说得好：“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这话对于印加人和西班牙人来说一点都不假。印加人毕竟曾经创造了一个疆域跨越二千五百英里的庞大帝国，并征服了该领域内的大多数民族。和其他许多帝国皇权一样，他们的历史也倾向于给自己的征服行动寻找光明正大的理由，同时极力赞美自己的统治者并贬低自己的敌人。印加人告诉西班牙人，是自己给这个地区带来了文明，而且自己的征服行动都受到了神明的启示和许可。不过，事实恰恰相反：印加帝国之前，这里就出现过无数个王国，历史总长超过了一千年。所以印加人的口述历史实际上融合了事实、神话传说、宗教信仰和自我宣扬等各种内容。即便是在印加精英阶层内部，分属不同宗系血统的领导者们对历史的认识也是各说各话，互不认同。这种情况的结果就是早期的西班牙编年史作者们根据他们采访对象的不同，记录下了超过五十种不同版本的印加历史。
关于征服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的记录也完全是一边倒的，因为我们获得的都是单方面的材料。留存至今的有大约三十份当时西班牙人撰写的关于最初征服期间及随后五十年内各种事件的相关报告，但是由主要原住民或混血原住民对这同一时期事件的记录则只有三份，它们分别来自蒂图·库西、费利佩·瓦曼·波马·德·阿亚拉（Felipe Huamán Poma de Ayala）和加西拉索·德·拉·维加（Garcilaso de la Vega），即便是创作这三本编年史的原住民作者也都没有亲身经历过征服战争最初五年的关键时期。这三份文件中最早一份的完成时间是1570年，实际上是印加君主蒂图·库西向一个来访的西班牙人口述的一些内容的记录。此时距离他的叔祖父、印加君主阿塔瓦尔帕被俘也已经过去了将近四十年。因此当代的作者们想要确定谁对谁做了什么时，只能参考一些绝对不客观的历史记录：一边是成堆的西班牙语信件和报道；而另一边则是仅有的三份原住民编年史作品，这三人之中最著名的一位作者——加西拉索·德·拉·维加还是一个印第安人与西班牙人的混血，他的编年史作品是用西班牙语写的，而且在他离开秘鲁五十多年之后才得以出版。
至于那些留存下来的西班牙人的记录，其中还存在另一个不利于人们看清历史事实的障碍：早期西班牙人所写的报告都使用一种被称作“见证书”（probanzas）或“联络书”（relaciones）的体裁。这种文章的主要目的在于试探和取悦西班牙国王。撰写这些文件的人通常是些由出身卑微的公证员临时客串的征服者，他们都清楚如果自己的报告能够脱颖而出、入了国王的法眼，那么自己将来就有可能获得更多的好处、嘉奖甚至是终身的年金。因此，早期西班牙征服者们在写汇报时并不一定关注事件本身如何发生发展，而是将更多的笔墨用来着力刻画他们行为的正当性，并适时地向国王夸耀自己的丰功伟绩。与此同时，他们还会故意淡化其他西班牙同行者们的作用（毕竟，他们将来都可能成为要来和自己分一杯羹的人）。除此之外，西班牙编年史作者们还会因为理解或语言上的障碍而错误地记录大多数他们接触到的原住民文化相关内容，同时无视和（或）低估他们手下的非洲奴隶和中美洲奴隶发挥的作用以及他们自己在当地的原住民情妇对他们产生的影响。以弗朗西斯科·皮萨罗的弟弟埃尔南多为例，他早期写过一份关于征服行动的书信，并呈给了作为西班牙国王代表的西印度群岛事务委员会。在这份长达十六页的书信中，埃尔南多反复提及了自己的成就，至于和他一同前往的另外一百六十七名西班牙同胞中，他只提及了一个人，就是他的亲哥哥弗朗西斯科。讽刺的是，这些最初的通篇以自我为中心的文章却总是一经出版就立刻受到追捧，在欧洲迅速流传开来。西班牙的历史学家们就是依据这些内容杜撰出了自己所谓的恢宏历史，并将其一代一代地传了下去。
当代的作家们——尤其是叙述历史事实的作者——很多时候必须在多种多样甚至相互矛盾的记述之间进行选择，不得不依靠一些明知其不以诚信而闻名的人写的东西，不得不翻译一些满是拼写错误且冗长空洞的手稿，不得不使用三手甚至四手的信息来源，或者是手稿复印件的复印件。印加君主阿塔瓦尔帕真的对某某人做了什么或说了什么吗？谁也不能100%确定。那些所谓的引用有可能只是一些作者在他们所要描述的事情发生几十年后按照他们“记得”的东西而写下来的内容。就像量子物理学一样，我们只能“大致估计”一下过去究竟发生了什么。因此，本书中使用的大量引自16世纪作品的内容必须被客观地看待：就像彩绘玻璃的一些碎片，虽然擦得亮亮的，看上去很美丽，但它们只能就这段离我们越来越远的历史提供一种片面的甚至扭曲的看法。
所有的历史记录难免都会强调一些事、简化一些事、暗示一些事、缩略一些事、扩展一些事，甚至对一些事避而不谈。所以任何历史故事都不可避免的是透过作者所处的时代和文化背景的棱镜来讲述的。美国历史学家威廉·普雷斯科特（William Prescott）在1847年创作的皮萨罗和一小拨西班牙英雄不畏艰险、以少胜多、对抗野蛮的原住民的故事，就迎合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自负和美国的天定命运论；同样，本书所持的论调无疑也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的普遍态度。撰写历史题材作品的作者唯一能做的就是在他的个人能力和时代局限许可的范围内，将这些历史上著名的人物——皮萨罗、阿尔马格罗、阿塔瓦尔帕、曼可·印加——从历史的人偶架上取下，掸去表面的灰尘，尽己所能地为他们注入新的生命力，让他们可以重新演绎自己在这世上时的一段故事。故事讲完了，作者还要把他们轻轻地放回尘封的架子上，等待不久的将来有其他人讲述一个新的故事时，再重新将他们复活。
大约四百年前，一个曾经在印加帝国内生活的贵族的后裔费利佩·瓦曼·波马·德·阿亚拉倾尽自己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撰写了一本长达一千多页、配有四百多幅手绘插图的巨著。波马·德·阿亚拉希望有一天自己的作品能够让西班牙国王纠正在后征服时代的秘鲁发生的西班牙人加诸原住民身上的诸多欺压和不公。不知道波马·德·阿亚拉是怎样携带着这样的鸿篇巨制走遍全国，前往那些已经被破坏殆尽的印加帝国遗址，采访各处的人民，再仔细地把听到、看到的东西都记录在自己的作品中的，一路上还要小心地提防自己毕生的心血不被人偷去。波马·德·阿亚拉在他八十岁高龄的时候终于完成了自己的手稿，然后把这仅有的一本手稿漂洋过海地寄送到了西班牙。他的作品显然没有如他期望的那样抵达目的地，或者说就算到了西班牙，也没有被呈递到国王手上。最可能的情况是被某个低级别的官僚接收，然后放到一边从此遗忘了。过了将近三百年之后的1908年，一位研究员在哥本哈根的一个图书馆里偶然发现了这本手稿，并从中获得了无价的信息。本书也引用了该手稿中的一些插图。和手稿一起寄给国王的还有一封亲笔信，年事已高的波马·德·阿亚拉在信中写下了这样的话语：
我花了很长时间，准确地说是好几年来权衡、编目和整理各种各样的［历史］材料，因为我一直难以做出决断。最终，我克服了胆怯，开始着手进行这个让我向往已久的任务。我想要从我自己的盲目和无知中寻找点亮黑暗的一点光明。我也许不是贵国培养的那些什么博士或拉丁语专家，但是我斗胆认为自己是第一个能够为国王陛下提供这份服务的印第安人……在我的作品里，我总是尽力找到最可信的资料，使用那些有实质意义且被多方佐证的信息。我只记录那些有不止一两个人认可发生过的事实……国王陛下，为了印第安人和在秘鲁的西班牙基督徒的福祉，我请求您本着善良的心接受我这份微不足道的谦卑的效劳。您的接受将给我带来无上的幸福和安慰，是对我工作的最好奖赏。
本书的作者也经历了与波马·德·阿亚拉类似但远不及其艰难的挑战，我所怀有的也只是和他一样的请求。
金·麦夸里
加利福尼亚州马里纳德尔雷
2006年9月10日
